可指摘。
而王安石的新学，对“儒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陈渊说道：“儒家有义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论语》里的句子，阁下想必早就读过。但君子可以言利吗？可也。君子当以义理财……”
以义理财，是王安石的观点。
最近一段时间，为了能在京城讲学，陈渊重新翻开王安石的文章。
以前他读王安石，带着批判的眼光，纯以洛学门人的角度出发。
如今再读王安石，则以吸收为目的，摘取新学的可用内容，把“道用学”包装成新学拿去推广。
读书角度不同，观感就大不一样。
陈渊发现，王安石的义利之辨，大部分可以给道用论做注脚。
要谈义利，先谈人性。
王安石推翻了孟子、荀子等人的观点，直追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他认为天性无所谓善恶，既不善，也不恶，纯靠后天学习。
继而，又说义与利并不对立，而是可以统一的。
公利便是大义，为国理财谈的是利，其结果却是义。还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
又说杨朱只知利己是不义，墨子只知利人是不仁，利人利己相结合才是仁义。
陈渊最近还在继续写文章，“义利篇”就快写完了，大量引用王安石的观点。
但有一样，陈渊不支持王安石。
他认为“义在利之先”，而王安石认为“利在义之先”。
王安石太过激进，说人有常性、长寿、常产，又不受骚扰盘剥，才能有良好的道德情操。没有安定的物质生活，人就不可能有好的道德，没有好的道德社会就会动乱。
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穷逼没资格谈义！穷逼别来扯道德！朝廷必须把穷逼变少，再通过道德教化，君子才能变多，社会才会安稳。
这个观点，让陈渊感到极度不适。
君子固穷还讲不讲？
这位商贾，下午就来拜访朱铭，一直听陈渊讲了三个小时。
最后他作揖道：“先生真乃大儒，俺有一子，在府学读书，不知能否拜于先生门下？”
“可以，”陈渊微笑道，“别的商贾子弟，也尽可来求学。”
商人说：“俺是炭行行首，回去便与他们说，让炭行商贾都送子弟过来拜师。”
商贾看重的当然不是什么学问，而是一种社会认同。
虽然社会风气日趋逐利，对商贾也越来越宽容。但底色依旧是歧视，盘剥起来毫无心理负担，只把商人当成捞钱的工具。
所以才有徐骧的父亲，带着货物到汴梁经商，看到进士排队从东华门走出，感叹道：“生子当如此。”于是不再做行商，只保留一些店铺，全心全意培养儿子读书科举。
又有纳粟买官的牛监簿，每月靠收房租就赚千余贯，还另有无数财产。却自叹“身迹尘贱，难近清贵”，到处拜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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