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抚人心和稳定南北，我觉得可以继续采用四京制。洛阳为首都和西京，开封为陪都和东京。燕京暂定为北京，金陵暂定为南京。”
朱国祥说：“迁都洛阳工程量很大，需要时局安定了再说。洛阳的城墙必须扩建，现在钱粮都不够，至少还要等三五年才能开工。”
“这三五年间，正好用来处理洛阳大族。”朱铭也不着急。
朱国祥道：“今后实行阁部制，还是实行省部制？”
“集权是大趋势。”朱铭说道。
唐代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中书省拟旨，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看似制度严谨，实则效率低下，且中书省和门下省依托皇权，很快就将尚书省边缘化。
到了宋代，整体趋势是三省合一。
宋代虽然保留三省，但权力已经虚化，六部也权力减弱，大权掌握在宰相和中书门下省的中书五房手中。
熙宁末年，宋神宗没有征询王安石意见，就自己下令进行官职改革。把大宋的中书门下制，改回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行政效率变得更低，但裁撤了一些冗官和衙门，每年能够节省两万贯开支。
这个改革，在元丰年间制度化，因此又叫“元丰改制”。
宰相权力就此被削弱，中央集权得到加强。
如果没有元丰改制，宋徽宗还真不能肆意妄为。因为身为宰相的蔡京可以不用那么讨好皇帝，就能依托中书门下制掌控大权，而宰相大权又被其他机构给制约。
以上这些只是大致情况，实际更加复杂。
比如六部就一度侵夺三省大权，是皇帝出手给按下去的。枢密院也曾经能压制宰相，在不断的权力交锋中逐渐衰落。
究其根本，无非吏权、财权、事权的争夺而已，更深层次则是皇权与相权的对抗。
宋代的冗官根源在于分权制衡，设参知政事分走宰相的行政权，设枢密院分走宰相的军事权，设三司使分走宰相的财政权。
分来分去改来改去，结果在元丰改制之后，形成一个畸形的四不像怪物，集唐宋两代的各种弊政于一体。
好的没有，坏的全要！
朱铭说：“内阁制在明代是反复磨合出来的，属于一种妥协式集权制度，太监掌控的司礼监具有关键作用。你也不想重用太监吧？”
“当然不想。”朱国祥说。
朱铭笑道：“但发展到一定阶段，今后的皇帝肯定重用太监。宋代的皇帝，最初是提拔翰林学士，用文官来压制宰相和六部。并且牢牢掌控御史台，御史只能由皇帝亲自任命。但最后发现，翰林学士和御史靠不住，他们会跟宰相、尚书眉来眼去。于是，太监不断被启用，到宋徽宗时出现这么多大太监。”
朱国祥无奈道：“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完美制度，政治这种事情，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别说偌大一个国家，就算以前我做副院长，学校里还不是乌烟瘴气的。百年之后的事情，别想那么多，后人自会去调整。实在调不过来，那就等着亡国呗。我们现在设计的制度，尽量靠谱就行。在大方向上，要有利于促进科学和生产力发展。”
“是这么个说法。”朱铭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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