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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一户人家养了马之后，免不了就要同州县官吏打交道，官吏负责记载马驹状况，民户自是不敢开罪他们，每年又不得不花费一笔银子去打点马政官吏。
一旦马驹出了问题不能解俵，不但相当于之前的这些花费全打了水漂，养马户还要被追赔罚款，拿不出钱来说不定又要被黠吏勒索。
所以徐泰时才如此笃定百姓会甘愿缴纳那根本不符合动物学常识的俵马折色。
同每年无止尽的追赔勒索比起来，每年春秋二运的折色俵银便显得如此轻松而合理。
朱翊钧在心中叹息，李自成对大明朝的恨意是多么弥远漫长，明码标价。
后世人都以为他恨的是县令晏子宾给他上的那一道枷，殊不知这一道“枷”只是大明给李自成家拷上的数道中的一道。
李自成心底的恨一定生成得更早，早在他父亲去世、他家因养马而家道中落之时，他对大明的恨就已经埋下了根芽儿。
按照徐泰时的论述，这马料的精细程度或许甚至超过了饥民每日所吃的食物。
明末的陕西连年饥荒，百姓本来就处于连“以石为食”都不能够的悲惨境地，又哪里能拿得出那么多额外的银子替官府养马呢？
人有机会获得更高级的食物才能与处于低级食物链的动物区别开。
如果人连动物的食物都够不上资格去吃，那人的高贵也不见了。
一旦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人就忘记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李自成不但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更有属于一个公民的人格，因此他选择了造反，决心要把人类的高贵从明廷手中抢夺回来。
朱翊钧的喉结动了一动，又问道，
“那俵马折色又须交几两呢？”
徐泰时回道，
“成化年间原定的是十两，嘉靖、隆庆以后又升到了三十两。”
朱翊钧惊道，
“折色银如此高昂，民户如何负担得起？”
徐泰时笑道，
“皇上有所不知，其实即使每岁征以三十两，养马州县亦是争相唯求折色，希求免去解俵之苦。”
朱翊钧问道，
“这是为何？”
徐泰时解释道，
“如今许多养马地方，马政多松懈，马匹牧养不得要领，而每年往北京输送备用马，路途遥远，其间难免死伤瘦损，到京后又难以通过考核。”
“许多马匹本身体质容易水土不服，再加上解俵上京的沿路花费，到京之后还要受到内臣势要之家的盘剥，马户负担已极为沉重。”
“若是征俵马匹不符标准，被拣退补俵，反复一二次之后，即便是中产之家，也只能是典卖地房、卖儿鬻女了。”
“许多养马户为免沿途输运马匹之累，便携带足额银两赴京，临期直接在京买马应付征俵。”
“如此一来，乘人之危的马侩、马贩便在京畿附近应运而生、大发横财了。”
“这些马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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